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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舞台和公共事件（第3页）

读者需要注意这两个友人的不平等地位。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一个世界性的人物，而我父亲却只是一个外交官，所在的所谓“国家”也逐渐失去了国际的承认。周恩来试图跨越政治敌对的界线来维持友谊，所有主动措施都是他采取的，因为他可以做到，他有话语权；但我父亲却不能，否则他的忠诚就会遭到怀疑，丢掉饭碗。我这样说，是想说明，虽然我的祖上家境贫寒，父亲在政坛的地位也很普通平常，但他和他的家人还是通过关系在更大的世界上找到了立足点。

我对世界大事的一些亲身接触是相当偶然的。其中两次发生在1946年。那年年初，父亲去菲律宾当中国总领事。母亲、妹妹和我后来跟随过去，而我的两个兄弟仍在澳大利亚的寄宿学校上学。我目睹的一件大事是菲律宾在7月4日正式宣布独立。二战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报纸用头条宣布一个前殖民地的独立。独立庆典是一件大张旗鼓的事情：在早年间闪烁的电视屏幕上，人们可以看到修剪齐整的草坪上支起巨大的白色帐篷，高级官员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头盔，女士们穿着飘逸的长裙，警卫和仆人们穿着整洁的制服。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几乎所有的独立都是由欧洲列强认可的。奇怪的是，我参加的仪式是由美国认可的。在美国的支持下，独立仪式相当轻松。在露天体育场，几乎所有人都能找到靠近宣誓席的座位。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礼仪规范还是要遵循。因此，最后一个隆重入场的人是美国高级专员，前印第安纳州州长，我记得他叫保罗·麦克纳特(Paul McNutt)。这个人仍然是老大。但在仪式结束后，第一个离开的是新任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

那年晚些时候，父亲被调到伦敦工作，所以我们又搬家了。那时候飞机很慢，到达英国前需要在几处经停过夜。第一站是加尔各答，第二站是卡拉奇，第三站是开罗，开罗是伦敦之前的最后一站。我们的飞机经过地中海时开始下降。机长宣布我们将降落在马耳他岛，接下来三天将会由英国政府接待我们。出了什么事？原来，跟在我们后面的那架飞机出现了引擎故障。那些乘客要求交换飞机，我们得用他们的飞机。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马耳他神话般的过去对一个无知的15岁少年没什么吸引力。在那个年纪，我对见证历史也没什么兴趣——因为霸占我们飞机的是印度总督韦弗尔勋爵(Lord Wavell)和后来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们正前往伦敦，完成印度的独立。

跟着父亲意味着会有奇遇，但当时我不以为意。在一个孩子的眼里，马尼拉事件就像是看戏，而马耳他事件则是一种不便。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有了足够的世故，可以把它们当作谈话的开场白，或者别人提到相关人物的时候也随声附和。关系给我的事业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后来才有的。我举两个例证。

第一件事是1948年我被牛津大学录取为本科生。没有一位家庭世交的帮助，我是不可能被录取的。这位世交是中国著名的剧作家，住在牛津大学，对校方颇有影响。要我承认自己没有走常规途径被录取确实有点尴尬。校方只是出于对我的华人背景的特殊考虑——在今天的美国被称为“平权行动”——才使我成为牛津大学的一员。为自己说句公道话，我确实像其他人一样参加并通过了入学考试，只有一门学科例外——古典文学。古典文学考的不是拉丁语就是希腊语，这两个我都不懂，而且任何速成课程都无法弥补我在这一领域的不足；更何况在这一领域，我的竞争对手是英国的学生。所以在我父亲的敦促下，上文提到的这位中国剧作家为我申诉，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要维护中华文明的声望。他把固守传统壁垒的牛津大学给说服了，认为中国的文言文应该被视为合适的替代品。所以，在一个温暖的夏日，我在考试院翻译《论语》，而其他考生翻译《埃涅阿斯纪》(Aeneid)或《伊利亚特》(Iliad)。

十一年后的1959年，由于父亲的介入，我得到了另一个好处。我获得了美国海军研究局(U.S.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的资助，研究巴拿马的沿海地形。为什么是巴拿马？其中一个原因纯粹是科学上的：狭窄的巴拿马地峡为观察和比较两个海岸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这两个海岸有着非常不同的海浪和潮汐状况。第二个原因是战略上的：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正在探索穿越巴拿马地峡的第二条水路的可能性，以防现有的这条水路在世界大战中丧失通行能力或主权归还巴拿马。第三个原因是，我得到了巴拿马美国海军基地的帮助（包括地图和交通工具）。第四个原因是个人的。当时我的“护照”让我的旅行变得十分艰难，我想要研究的那些国家中，承认这本“护照”的越来越少，而距离成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巴拿马当年承认的是台湾，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的父亲作为台湾当局的代表，就很容易地为我获得了签证。同时，我住的地方是“大使馆”，这也为美国海军研究局省下了一笔钱。

一开始，我因为缺乏合适的交通工具，海岸研究的过程很不顺利。只有吉普车才能把我带到红树林覆盖的海岸附近。尽管我是为海军研究局工作，但基地的海军却拒绝借吉普车给我。父亲知道后，对我说：“让我看看能帮到些什么。”但我却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因为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因为吉普车是当务之需，况且我在巴拿马停留的时间很短。父亲打电话给海军基地的上尉，邀请他和一些军官到“大使馆”里赴宴。敬酒的时候，父亲叼着一根雪茄指着我，转过头和队长说：“我儿子为你工作，他现在需要一辆吉普车，能帮个忙吗？”“当然可以了，”上尉回答道，“明天就到管车的人那儿报到吧。”第二天，管车的人收到了上司的消息，把吉普车交给了我，但又对我说：“我这样做其实是不合规矩的，因为我必须详细说明你在基地的工作职责。”我紧张地等待着，他挠了挠头，在我的证件上写了“洗衣工”几个字。

于是每天早上我都开着吉普车，（假装）带上美国海军的脏衣服去海滩洗。当然，我没有洗过任何一件衣服。但是，当我写简历的时候，在我申请资助、奖励或荣誉的时候，我却常常想把“洗衣工”写进工作履历里。然而诚信结成的缰绳终究拉住了这种念头。现在来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再次表明，某个阶层的人天生带有的自信，加上因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享有的特殊待遇，就使得种族歧视和偏见（比如“洗衣工”）在我的身上不会产生太大的伤害。但无论如何，发生歧视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当它们出现时，我都能把它们当作是民族志上的逸闻趣事和茶余饭后的谈资来对待。而在当下，它们还成了我写这本自传的素材。

我现在把这一章起名为“世界舞台和公共事件”，其实我原本想写成“中产阶级孩子在世界上的立足点”。在父亲庞大的人脉和影响力下，我接触了中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接触了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魅力和权力，尽管时间很短暂。等我成年、变得独立，故事就完全不同了。我的世界缩小到了学术界的一个小角落里。尽管思想的视野不断扩大，但我认识的人只是那些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里取得世界级成就的人物。而在更大的领域里，他们都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也不是经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观点的舆论制造者或公共知识分子。但为了不至于太偏颇，也许我应该提到一些例外者，他们是某些社会定律的例证。

卡尔·奥尔特温·索尔(Carl Ortwin Sauer)也许是我个人认识的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学者。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的范畴，延伸到环保运动——甚至延伸到诗歌，因为他的写作风格深受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和其他黑山派诗人的赞赏。卡尔·索尔对自己的评价很高，这是他应得的，然而他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某个时候）谦虚地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注脚里引用了他的文字，或许是对自己成就的最好的证明。在我年轻的时候，芒福德是文化界的一位巨擘，我毫无保留地钦佩他。1972年，我斗胆把自己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撰写的专著《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一书寄给了他，以表敬意。我当然不指望得到任何形式的回应。但一周后，从纽约寄来了一个包裹，是阿图尔·格利克森(Artur Glikson)写的一本书，名为《规划的生态基础》(The Ecological Basis of Planning)，芒福德是编辑。他在致辞里写道：“致段义孚：报以热忱的敬意，刘易斯·芒福德。”热忱的敬意？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不用说，这本书我一直保留着。

1975年，我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名为“儿童、自然和城市环境”的会议。在其中一个环节里，我，还有著名生物学家和作家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是主要发言人。点评者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她同样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年她正处于名声的顶峰期。她的名声不仅得自其研究，还源于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并在青年、教育和性等国家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谢泼德和我感到有些拘束，因为米德是出了名的直言不讳。当时发生了什么呢？她说我的论文“很有味道”。“很有味道！”这句话居然出自“西方世界的祖母”之口。

我还能期待什么样的荣誉和鼓励呢？在人文地理学的小池塘里，这句话难道还不够让我变成一条大鱼吗？小池塘毕竟不是全世界，但即使是在这洼小池塘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个头也没变大反而还萎缩了——在众多地理学家中，我变成了一条不起眼的小鱼，就算是奋力扑腾也搅不起多大的浪花。

然而，我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它给人一种歪曲的印象。我的确有过几次成功——即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例如，每年8月我都会收到邀请，到芝加哥出席贝克街侦探小队(Baker Street Irregulars)美国分会的宴会。“福尔摩斯学”是一个研究领域，我很荣幸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贡献者。这种荣誉仿佛是我的名字出现在了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体育版的头条。其实我也确实曾经因为一位板球运动员而获得过这种殊荣。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在剑桥大学攻读地理专业，他的回答是，由于偶然发现了一本中国地理学家写的书，名叫《恋地情结》(Topophilia)，读过之后对地理学产生了兴趣。1987年，我获得了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的库兰地理学奖章(Cullum Geographical Medal)。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枚奖章的第一个获得者是北极探险家罗伯特·E.皮尔里(Robert E.Peary)。在地理学科中，“人之所长”的概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从最初重视体力、技术能力、地理目标和奉献精神，到现在开始关注一个人能对价值、情感这类模糊的领域展开怎样的像文学和哲学一般的探索。

最后，我必须提一下，我曾经为哈斯金斯(Haskins)讲座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致学一生”(A Life of Learning)。这是我1998年退休时，应美国学术社团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邀请，在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会议厅(Benjamin Franklin Hall)作的演讲。美国学术社团理事会可不是个小池塘。按照合理的类比，它就是“全世界”。那么，这可能也与我所谓的边缘化存在着一些联系吧。之所以边缘化，部分是出于自愿，部分是出于并非自愿的隔绝。当然，这里并不是想去否认曾努力邀请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付出，但我想说的是，这里面依然有很大的侥幸成功在其中。我们这些学者太容易忘记那些本无缘由的虚名了，就像我们太容易无视那些本无缘由的轻蔑一样。这些虚名之所以临到我们，只是因为各种因素不期而遇地凑在一起罢了。

公共生活对我来讲从来都不是那么真实的，尤其是它的那些社会功能。母亲去世后，父亲坚持要我跟他一起主持酒会，我感到很厌烦。在鸡尾酒会上，在那些官方的晚宴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中，多国语言混杂的空洞谈话、礼貌掩饰下的玩弄权术、对地位的争夺，都令我深感诧异且无聊。但我还是参加过一些公共活动，然后及时汇报给系主任，转而上报给院长。当我开始筹划这本自传时，我在想，或许多多少少会提一下这些活动和它们的成果，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但实际上，它们却几乎没占什么篇幅，除了能提醒一下我自己曾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里都思考过什么。参与公共活动，像演讲、会议，在不同城市的评估委员会里任职等等，都确实能反映出我个性的特定方面。但这些方面多半是肤浅的东西，别人不会感兴趣，连我自己都不感兴趣。相比之下，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会谈及一些私密和个人层面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可以聊一些与人类相关的，能同大家共享的话题了，这些话题都超越了那个虚泛的自我。